中国式的父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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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

我的父亲有两兄弟、两姊妹,父亲是家中老大。父亲受到的是私塾教育,但因为祖父经常生病而中止。父亲在年纪很轻时就当家,成为封建家长。大约在1944年,父亲与母亲结婚成家,是传统的包办婚姻,母亲在婚前没有见过父亲的面。
在兵荒马乱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,父亲做小本生意,带着伙计,赶着骡子,把食盐、茶叶、布匹等运到两百多公里外的藏边(现在的阿坝地区),再把藏人的毛皮、药材等运回来。最后一次,父亲遇到“棒老二”(即拦路抢劫的土匪),把货物、财物、骡子都抢走。幸好父亲和伙计早有准备,在鞋的夹层里藏了几个银元。就在归家的途中,父亲做了一件一生都引以为自豪的善事:住店时,父亲遇到店老板正在驱赶一个浑身肮脏的乞丐;可能是刚刚被土匪抢劫,同病相怜,父亲发善心,对店老板说,让那个乞丐住店,并且买了一盆热水,让乞丐洗漱,最后买了许多食物与乞丐一起食用,直到乞丐完全吃饱;父亲观察到那个人气质不凡,不像真正的乞丐,第二天临走时,把身上的银元的一半送给乞丐……
1952年土改时,那个乞丐当了共产党的大官,找上门来报恩,他要送还给父亲一百万旧币——相当于一百元人民币,父亲当时就拒绝。那个大官就对土改工作组打招呼,要求善待父亲。所以在划分成分时,父亲被划为“中农”,而生产队里的另外一个本家,其田地比父亲还少许多,却没有那么幸运,被划为“富农”,在后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受到很大的冲击。这件事,父亲经常谈起,我至少听到过五次。但我认为这件事是有他的真实性:因为仅仅凭借在河对面的那一片几十亩土地,足以让父亲被划分为“地主”!

 
父亲是典型的孔夫子信徒,他很会察言观色,按照通俗的说法是“会来事”,按照正规的说法是会“拍马屁”。父亲伺候地方小权贵,简直就像太监伺候皇帝一样。他拍马屁的功夫,在乡村是第一流的。他一向小心多礼,尤其是在地方小权贵面前,在普通人面前挺直的身体,立即前躬;满脸堆满自虐似的笑容:“队长呀、大队长呀、文书呀、书记呀……”那些尊敬无比而且亲热无比的称谓,哪怕拥有魔鬼心灵的地方权贵们,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会不分场合地点地巴结讨好每一个,即使只有一面之交的小官吏。
父亲具有强烈的“忠君”意识。少年时的一天,父亲和表哥(母亲的侄子,比父亲的年龄大)聊天,他们称毛泽东为“真龙天子”,称华国锋为“火龙天子”——1977年—1980年川北连续大旱;理所当然,他们称毛泽东和华国锋为“皇帝”。正在读小学的我,不能理解和苟同,不知天高地厚地反驳他们:“毛主席和华主席不是‘皇帝’,不是‘天子’。”结果是我吃了几个“磕榔锤”(钩起五指,打在前额上。现在我才知道这是中国教训不听话的小孩子的古老的方法之一,全中国都盛行,胡适先生也曾经受到过这种教训,安徽称作“作瘤栗”;周树人、周作人兄弟也受到过,浙江称作“栗凿”),我的前额上长了几个大肿包……

“土改”后,田地被平分,父亲才开始学手艺:泥瓦匠。正是泥瓦匠这门手艺,给父亲挣来许多荣耀。当土地完全国有,农村实行集体统一生产劳作,农村每个生产队和大队,都得修建粮仓以及办公室等公用设施,而且这些公用建筑,都是采用砖木结构的瓦房。所以,父亲的手艺正好适用。即使在最艰难的文化大革命初期,父亲都有公家活可干。
由于父亲是给公家做事,当然可以捞到很多外快。在集体统一生产劳动时期,我们生产队是比较“富裕”的生产队,一个全劳动力,每天可以挣取十分“公分”,相当于7角2 分人民币,许多不“富裕”的生产队,一个全劳动力每天赚不到两角人民币。而父亲每天给生产队上交一元人民币,换取十分“公分”,然后从生产队里获得7角2分人民币的报酬。这是不合理的,但却是当时的制度。
大规模饿死人的人民公社“大食堂”被迫解散,但是各个生产队、大队的干部小食堂却顽强地保存下来,这种干部小食堂一直保持到现在。父亲在给各个生产队、大队干活时,生产队、大队的大小干部们可以堂而皇之地以供养工匠的名义,一起吃喝。按照现在的说法,这就是“腐败”。至于父亲每天的工钱是多少,我不知道,毫无疑问,肯定超过一元人民币。

在1972年冬季,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中期,父亲却冒巨大的风险,重新修建房屋。当时,在整个镇,是没有先例的事情。我只有三岁多,但清楚地记得正在施工的时候,公社、大队来了几个干部来干涉施工,至于父亲怎样把这些人打发走,我不知道,但是并没有影响施工。父亲一生中最辉煌的事业,就是共修建十间瓦房。这是非常结实的砖木结构的瓦房,尤其是地基,即使现代中国城市里经过偷工减料的十层左右的水泥楼房,也没有父亲修建的瓦房的地基稳固。这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,还没有解决温饱、普遍饥饿的时代,作为一个农民,已经把他所有的智力和能力发挥到极限……在那个时代,是非常罕见的!

父亲是以封建家长的作风,来治理家庭的。他对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充满“爱”,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封建家长式的“爱”,暴君式的“爱”,是“父叫子亡,子不得不亡”的那种“爱”。父亲给我的最初记忆,就是“怕”,是一种恐怖的“害怕”。在我的幼年时代,只要听母亲说:“你爹就要回来……”我心里就情不自禁地产生“恐惧”的精神意念。而我却是父亲晚年得子,最宠爱的小儿子,都如此。据姐姐回忆:她是在出嫁后,儿子已经两、三岁了,才完全消除对父亲的“害怕和恐惧”。即使温柔贤惠、任劳任怨的母亲,在五十多岁时,儿孙满堂了,都无缘无故地被父亲暴打。正是因为父亲对待母亲的粗暴行为,让我暗自发誓:此生绝不殴打自己的妻子。
父亲主宰家庭每一个成员的命运。姐姐、大哥、二哥的婚姻,都是由父亲选择,几乎一手包办。尤其是姐姐,姐夫的家庭成分是大地主,在“土改”时期,他家的管家都被枪毙了三个;因为他的祖父在解放前出资修建了三座桥梁,是有名的大善事,被评为“开明大地主”,才没有被镇压。在政治挂帅的文化大革命的初期,像姐夫这种拥有“比乌鸦还黑”的政治身份,而且自然条件非常差,是一个贫穷的生产队,每年从生产队里分配的口粮根本不够吃,想娶妻是非常困难的。可是,父亲却看中了姐夫,姐姐没有选择的余地,只能嫁给姐夫。婚后,跟我母亲一样温柔贤惠的、美丽漂亮的姐姐,在她家里受到满脑子的封建思想的公婆的折磨,在外面受到整个社会的“政治冷眼”,唯一安慰的是,姐夫对她比较好。当姐姐承受不了双重的折磨,提出离婚,父亲的一句话、两个字“不准”。姐姐只能继续接受公婆的折磨,规规矩矩地接受社会“政治冷眼”……
大哥是父亲“最听话、最懂事”的儿子,他完全按照父亲的意识做事。大哥小学毕业,遇到文化大革命,只能停学。在1982年,大哥的朋友被调到深圳工作,邀请大哥到深圳打工。父亲的一句话、两个字“不准”,大哥一生都被困守在山沟里。
二哥稍微具有“叛逆”性格的人,所以二哥从未得到父亲的欢心。辱骂二哥,是父亲的家常便饭,他可以从凌晨起床时,就开始辱骂二哥,直到晚上睡觉。二哥民办初中毕业,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,几乎有过目不忘的本领:一部长篇小说,在几个小时之内,他只需匆匆地读完一次,就几乎能背诵。在他读初中时,有一次不知为何,举起板凳威胁砸他的老师……这在父亲的眼中是“大逆不道”的事情,(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三、四年,教师早已经不是“臭老九”,我猜想那个老师是无中生有地处罚二哥,在二哥忍无可忍的情况下,才举起板凳作威胁状。因为那个老师臭名远扬:据说他睡光了他的未成年女学生;而且,性格懦弱的二哥,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反叛老师)二哥为他的行为付出一生的代价,从此父亲对二哥另眼相看:对他读书的事情不再放在心上;并且对二哥想要做、或正在做的任何事,父亲都持反对态度……二哥受不了父亲永无休止似的辱骂,只能出外打工,当“盲流”,以他懦弱的性格,不可能干出一番事业,只能到处规规矩矩地“盲流”……

父亲一生烟酒不离,只要他在家里,每天晚上都要喝二、三两酒,有时中午也要喝一、两杯。虽然,在我的一生中,仅仅一次遇到父亲烂醉如泥。因此,我从小就喝酒,大约从三、四岁开始,我就会在父亲喝酒时,喝一点酒,父亲也不禁止。二哥经常偷喝酒。
父亲交游广阔,有许多朋友。他至少有三个“拜干儿子”,他对“拜干儿子”礼敬有加,远远超过对待他的亲生子女。当他的朋友或“拜干儿子”来访做客时,他会拿出家里的最好的食物,来招待他们。因此,在我们家里,在任何时候,即使父亲不在家,烟酒从来没有断绝过:这都是为父亲和他的亲戚朋友准备的。父亲的如此行为,得到的最终结果是:好名声,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好名声!
父亲把他一生的心血都用在修建房屋,和结交朋友上(这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儒家封建农耕意识)。然而,在那个普遍贫穷的时代,物质和经济是有限的。衣、食、住、行,这四项生存的必要条件,父亲仅仅关注于“住”,却忽略“衣”和“食”这两项更重要的生存条件。如果父亲不仅仅关注于“住”,我们家庭成员的“衣”和“食”应该是不差的。如果父亲少修建两、三间瓦房,少结交几个酒肉朋友,我想在我的幼年、少年时代,不会享受肚饿,营养应该充足,我应该能够长得高大些。从这一点而言,父亲是非常自私的人,他为了自己的好名声,却根本没有想到妻儿的肚子。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,一斤酒的价钱,相当于两斤猪肉的价钱;三包廉价香烟的价钱,相当于一斤猪肉的价钱。可是父亲宁可看着我们饿肚子,却不愿意把买酒和香烟的钱,用来买猪肉,改善我们的生活;并且把家里不多的肉食,大部分用来招待他的酒肉朋友。在父亲的潜意识里,家庭成员的肚子,不比他虚幻的“好名声”更重要!
而父亲自己的生活水平如何呢?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做手艺,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时代,他主要是为大队、生产队干活,生产队、大队的大小干部们可以堂而皇之地以供养工匠的名义,一起与父亲吃喝,所以,父亲个人的生活水平,在当时的那个时代,是不低的,营养是充足的。
当父亲年迈,他的“拜干儿子”和酒肉朋友,没有一个来拜访他;即使他生病、临终,都没有一个来探病、送葬……这就是父亲以家庭成员的健康,换来的“好名声”的结局!
2014年,地方政府修建一条毫无经济价值的高速公路(平均每天的车流量不到两百辆),父亲穷极一生修建的房屋,被迫拆毁。这就是父亲一生创造的财富的最终结局。这就是中国人的财富的结局: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都是如此,财富始终处于朝不保夕的未知状态!

父亲对我的评价怎样呢?2004年,父亲对我的新婚妻子说我:“好养,从不生病……”可能是我先天遗传,的确,我一生没有得过大病,小病也很少生,尽管小时候营养不良。
对于父亲为何让我坚持走读书的这条道路:其一,在于我本人坚决要读书;其二,在于父亲受到侮辱,为了争一口气。那时我在上初中,父亲在给人干活,被人嘲笑:“你们那个地方的风水不好,永远不可能有人能够考上大学……你还送你的儿子读书干啥?”当我考上大学后,父亲专程到那人家里,对那人提及以前受到的“侮辱”。我想经过几年,那人早已忘记了;即使那人还记得那件事,他也不可能把当年的信口雌黄真正地放在心上……

毫无疑问,父亲是爱他的家庭成员,他自我认为对家庭的奉献是绝对无私的。但在他的潜意识底里,这种“爱”是有先决条件的:首先满足他个人的潜意识底里的欲望——被人颂扬的“好名声”(也就是“争口气”)。并且在父亲的潜意识里,“妻儿如衣履,朋友如手足”。他的妻儿就是“家奴”;而他的朋友和“拜干儿子”则是客人。所以,他的妻儿只不过他用来实现他、满足他的“好名声”的工具,他可以以封建家长的任何方式,对待他的妻儿;而客人却是“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”……其次,父亲要满足他个人的口腹之欲:烟、酒。对于妻儿的生活条件和身体健康,在他的潜意识和行为表现里,不比他自己的“好名声”更重要,不比他自己的口腹之欲更重要!
父亲的“爱”的精神意识,与一般的欧洲人为了孩子的健康,在拥有孩子前,无条件地自我戒掉抽烟的习惯,迥异!
父亲的酒肉朋友和“拜干儿子”们的精神意识,与春秋战国时期的食客们、历朝历代依附权贵而生存的清客们的精神意识,完全一致:当父亲有能力供养他们时,他们就像寻食的雀鸟一样,聚集在父亲的周围;当父亲无能力供养他们时,他们就像吃完食物的雀鸟一样飞走。父亲的晚年生活是寂寞、落寞而失意的,没有几人与他聊天;而且他花费一生的精力,所修建的曾经让他自豪的十间瓦房,在世人的眼中,已经过时。

九    

父亲的财富观念。父亲的精神意识里,除了烟、酒、房屋、酒肉朋友、干儿子,拍地方小权贵的马屁,以及虚无缥缈的“好名声”之外,一无所有。他没有真正的财富价值观念,他的财富意识,就仅仅存在他辛辛苦苦修建的十间瓦房。他没有真正的商品经济的意识,他视“金银如粪土”,他鄙视商人……他的商品经济的意识,被他青年时代那次差点要命的“棒老二抢劫事件”所摧毁,被“土地革命”所摧毁,也被“文化大革命”所完全枪杀……
父亲在他修建的房屋四周,栽种三、四百棵柏树,因为柏树的木质非常坚硬,而且天然防虫蛀,适宜于修建房屋。却拒绝栽种任何果树,即使二哥与我在小时候栽种了几棵桃树、杏树、核桃树等,刚刚结果实的时候,都被父亲砍掉(他根本不在乎儿女们的感受:当时我看着被砍断的亲手栽种和照顾长大的果树,都会难过好几个月)。父亲一点都不知道:每棵成年果树的一年的收益,相当于一棵成年柏树的价值……而且还能满足处于饥饿状态的亲生孩子们的口腹之欲!而且柏树需要五、六十年才可能成材,果树仅仅需要三、四年就开始结实……
在八十年代中后期,父亲把他东藏西躲、秘密保存了几十年的两锭银子卖掉:小锭银子至少一公斤重,大锭银子至少两公斤重,每锭银子仅仅买了一百元人民币,远远不到当时每锭银子的实际价值的百分之一。他一点都不知道,也不可能知道(因为他的生活圈中的所有知心朋友都不知道):每锭银子的实际价值,超过他修建的十间瓦房的价值。
父亲把经过无数次的混乱时代,勉强能够秘密保存下来的祖传的财富白白送人。如果说父亲是真正的“败家子”,他绝不会认可。而他却经常辱骂自己的儿女为“败家子”!

十    父亲的影响

父亲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,以至于父亲在我的精神意识里,就是我的天空!1996年,我参加工作不到一年,就接父亲到攀枝花住了一个多月。这在我们单位是没有先例的,我带父亲到处游玩,每天竭尽我最大的能力,供养他吃喝:每天晚上至少四、五个不同种类的肉菜,还有我的朋友、同学、同事等轮流招待他(一般在餐馆里)。这一个多月内的享受,是他一生中没有的。以至于他感慨地说:“这才是人过的日子……”我对父亲也有其它遗憾:他从来没有坐过飞机。他希望坐一次飞机,这是他在我妻子面前所说的愿望,我却没有满足他,因为他不久就离开人世。
父亲凄凉的晚年,是他人生的必然:就与中国社会里任何一个失去儒家封建神权的人物一样,当他失去儒家封建家长的神权,没有能力以暴力和权威控制自己的子女后,即使性格懦弱,他“最听话、最懂事”的大儿子,都不会真正地把他放在心上,大哥的续妻,在结婚前居然有口头特别条款,她不会照顾老人和孝敬老人(当我和大哥为父亲的事争吵后,他续妻的媒人亲口告诉我)……而且也是社会大环境的必然,当中国人全力以赴追求权力和金钱,个人的身体健康已经不重要了:在中国农村,绝大部分农民得了重病后,都自动在家里等死,他们不会为了治病而倾家荡产!(即使倾家荡产也不济于事:条件恶劣、收费昂贵的农村医疗体系,让贫苦农民望而生畏)
在我自我隐居之前,父亲在我的精神意识里,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神灵,从来没有思考他的所作所为,在我的精神意识里:父亲所做的一切,都是对的(这是一种传统的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,在社会大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下,形成的:即“父为子纲”,“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”)。正是因为父亲凄凉的晚年,让我对人生产生绝望的意念,而走上不归之路,自我隐居之后,我才敢思索父亲的所作所为……
父亲晚年的悲惨遭遇,在西欧任何一个国家里都不可能发生。我的前生的终极追求:衣锦还乡、光宗耀祖,尽可能地改变父亲和家人的生活……而父亲的结局,让我的前生追求彻底地破产,似乎也让我看到了自己未来的结局……

补记:姐姐的血泪秘史。大约在1971年,与我同龄的外甥——姐姐的大儿子得了小儿麻痹症(这是当时农村非常普遍流行的神经性病毒急性传染病)。姐夫家非常贫穷,没有一分钱。姐姐抱着儿子,姐夫背着十几斤粮食(他们家的口粮根本不够自己吃),准备卖给国家粮食收购站,来为儿子治病。当他们到达渡口时,这个渡口和船都属于我们大队(村)所有,我们全大队的人都是免费过河;按照不成文的通常习惯,姐姐虽然出嫁,但她和姐夫都享有免费过河的权利。问题出现在姐夫的出身——比乌鸦还黑的身份:大地主的狗崽子。
船老大拒绝让他们上船,因为姐夫腰无分文(每人只需两分钱的船资)。姐夫与姐姐好话说尽,并且许诺,返回时一定交付过渡费……船老大坚决拒绝。姐姐看着生病的儿子,嚎啕大哭,姐夫一下子跪在地上磕头作揖……船老大依然拒绝……
看着近在咫尺的河对面的人民公社卫生院(过河后只有一、两百米),姐姐一路嚎哭与姐夫一起绕道三、四公里,从上游的姐夫祖父修建的桥上通过……
姐姐的儿子留下终生后遗症:两条腿粗细不一。“谢天谢地,没有瘸!”,姐姐非常欣慰。在当时农村许多小孩得了小儿麻痹症,因为治疗不及时,而留下严重的后遗症,成了瘸子。
我的一个堂兄得了脑膜炎,因为救治不及,而成了真正的“白痴”。
姐姐与姐夫为儿子治病的遭遇,在西欧基督教历史上,不可能发生。

补记二:我上小学二年级时,老师要求每一个学生买一本《新华字典》,我向父亲说明,父亲说“没钱”(可能比一斤酒贵一些)。我便花了整整一个暑假,在山上寻找草药,晒干后卖给收购站,终于筹足七角五分钱,买了一本《新华字典》。
这本《新华字典》一直用到我大学毕业。

补记三:文化大革命结束后,被一度禁止的各种传统思想意识和信仰,又大规模地卷土重来。算命先生、阴阳师、风水先生、巫婆、神汉在农村招摇过市……我年幼,相信学校教育。
在八十年代初,有次我与大舅舅的儿子聊天,问他:“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时期,没有各种鬼神、仙佛的传说呢?现在却有许多人相信他们……”
表哥是风水先生,很有名气。他说:“毛主席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真命天子,他掌管天下一切,包括妖魔鬼怪……因此这些妖魔鬼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,不敢兴风作浪……现在毛主席逝世了,这些妖魔鬼怪才敢抬头……”

补记四:父亲的车祸。据几个亲人的综合描述:2003年,父亲出车祸,肇事者是同宗族的熟人。父亲被送到镇卫生所里,在病床上躺了九天,每天的饭食都是由居住在镇上的堂弟媳妇,做好后送给父亲。期间,没有任何医生,处理父亲被撞断的腿骨……具体原因我不知道,我猜测是需要交纳高昂的保证金之类的;或者是医院搞创收,故意让病人多住院,因为多住院一天,病人就得多交一百元人民币(相当于当时普通农民工一个星期的工资收入)……
父亲不愿意住在没有任何照顾,和医生不作为的卫生所里,强烈要求回家。肇事者缴纳了九百元人民币的住院费。回家后,可是大哥整天忙着田地里的农活,没有时间照顾父亲,而他的续妻对父亲不理不问,根本不照顾没有任何活动能力的父亲的日常生活,任由父亲把大小便拉在床上……
姐姐与姐夫实在看不下去,才把父亲接到他们的家里。但是姐姐家很穷(我以前根本没有寄钱给他们),他们也没有思想意识去治疗父亲的腿骨,仅仅是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(这是中国农村人的普遍做法,对于重病人,进行消极处理:昂贵的医疗费,让重病患者只能在家里等死)。
当我把父亲的车祸遭遇和结局,告诉给西欧人:他们认为是《天方夜谭》中的故事,根本不可信。当他们在电视中看到有关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报告后,才逐渐相信父亲的“真实故事”。

补遗:燕子哺雏。小时候,年高德勋的长辈人常讲一个故事:一个忤逆不孝的人,观察燕子哺雏后,深受感动,变成了有名的孝子。他们最终的结论是,如果不孝顺父母,连畜生都不如。
可是中国的传统父母,比畜生高尚吗?燕子哺雏,它们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,仅仅是一种动物的本能,它们完全奉献自己的一切,首先满足雏燕之后,才会满足自己。而且当雏燕长大之后,燕子绝对不会要求它们的后代,反哺自己。中国的传统父母,带着各种各样的功利目的,来养育后代:传宗接代、养儿防老、光宗耀祖……而且中国的传统父母,是在首先满足自己的要求之后,才会满足子女后代的要求。例如,中国的传统父母宁肯任由自己的后代饿肚子,也要首先满足自己的欲望,如烟、酒等口腹之欲,他们绝大多数不会把用来买烟、酒等的钱,用来购买食品给子女享用。而且中国传统父母抚养后代的最终目的,是为了养儿防老!

h1h2 发表评论于
写的真好!
独啸天 发表评论于
回复 'behappy2018' 的评论 : 谢谢你
behappy2018 发表评论于
写得很好, 读完很沉重!很深刻!
独啸天 发表评论于
回复 '美丽的人生' 的评论 : 谢谢你的理解。的确如此
独啸天 发表评论于
回复 '纷纷繁繁' 的评论 : 儒家文化的必然产物
独啸天 发表评论于
回复 '露得' 的评论 : 谢谢你
美丽的人生 发表评论于
很中国。很典型。很深刻!读到最后,更觉同感!感谢你写出如此深刻的故事!整个中国,中国人的命运,就在这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观念里。
纷纷繁繁 发表评论于
我记得很久以前读过巴金写的《家》,当时还读的半懂不懂。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老太爷葬礼,他的儿子们在人前作出很悲痛的样子,背人处却跟戏子们调笑。也从中看出老太爷做父亲很失败——他用封建家长式的作风,欺压下一辈。只能让孩子深恨他,变成像他本人一样的伪君子。
露得 发表评论于
很真实,很细腻!
独啸天 发表评论于
回复 '明月天天有' 的评论 : 谢谢你,儒家文化的产物
明月天天有 发表评论于
难得一见的好文。与其说“父亲”,不如说这样的男人在中国文化里比比皆是。他们既是权威,又是懦夫。他们既要维持着面子与尊严,又因这种装模做样而颜面尽失。他们忘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,孩子是会长大的,会走向独立。这样的“父亲”当了领导与一尊的结果是什么,不言而喻。谢谢你的勇气!
独啸天 发表评论于
回复 'CanadaCarrot' 的评论 : 谢谢你
CanadaCarrot 发表评论于
写得很真实,所以很打动人。
独啸天 发表评论于
回复 'bone-headed' 的评论 : 实事求是。
bone-headed 发表评论于
也是一个好父亲,时代差距并不能改变好父亲的实质
独啸天 发表评论于
回复 'DD1122' 的评论 : 谢谢你的阅读
独啸天 发表评论于
回复 'hz82000' 的评论 : 很幸运,祝愿你一生平安
DD1122 发表评论于
怪不得你的文章都是这么极端啊,原来是家传的。
hz82000 发表评论于
我很幸运有一个好爸爸好妈妈,还有一个家庭主妇外婆,每天就是起早去市场买菜买鱼买肉买豆腐,外婆很考究的,禸蛋都要热气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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